在侯马和曲沃相交处天马、曲村一带，1992年和2000年两次发掘中，发现了9个晋侯墓及其10个夫人墓葬，9个晋侯墓从第二代开始一直到第十代，独缺第一代唐叔虞之墓，这一现象令专家们迷惑不解，困此有了种种推测。有人认为唐叔虞的墓可能没有离开周的都城，我觉得这种看法不十分可靠。如果我们把搜寻的目光投向唐叔虞的始封地———晋国的源头乡宁，说不定会有新的发现。在乡宁发现的春秋古墓，说不定某一处正是唐叔虞之墓。晋国的始祖唐叔虞说不定在鄂邑这片土地上走完了他整个人生历程，到他儿子燮父才移都于唐（翼），曲村考古自然就发现不了唐叔虞的墓了。也许在春秋战国时晋人已经尊鄂为其源头，因此才发生了鄂侯失国避居于鄂（乡宁）的事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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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当我再次打开《乡宁县志》，读到“（乡宁）古大夏地，周初曰鄂，唐叔虞始封居此”这段平实的文字时，方知古人作史之小心与严谨，晋国的源头在乡宁。乡宁山峦叠嶂，偏僻闭塞，区区弹丸之地，怎能是晋国的源头？要想把这件事情说清楚，就必须扯得远一些。

　　许多史书中都明确记载，唐叔虞始封于夏墟，都于鄂，鄂即乡宁的古称。这种说法见于《世本·居篇》《史记·晋世家》《乡宁县志》《中国人史纲》等书中。关于夏墟，也就是晋都的地望，历来就有各种说法，但后来逐渐倾向于山西“晋南说”。自汉代以来，即有学者提出，夏墟、晋都的地望应在山西南部，但具体指认又有不同。1959年，徐旭生首次调查夏墟，在山西范围内调查的结果是在山西西南部，而不在中部。近年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，曲村晋侯墓、侯马新田遗址的发现，更有力地佐证了这一点。关于夏墟鄂地之说，虽很早就有人提出，但许多专家学者却小心翼翼地避开了晋国源头的话题，并非完全是材料上的匮乏，更多的是认识上的偏见。

齐文辉作品

　　其实我们注意一下乡宁的地理位置，就会知道它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。乡宁县位于吕梁山的最南端，山西省的西南部，恰在徐旭生考察划定的范围之内。它处于汾河与黄河的夹角地带，中华民族的繁衍与迁徙不可回避地在此留下了深深的足迹。如果夏墟是一个范围较大的泛指，乡宁无可置疑的亦在其中。即便是确指，也有许多值得我们追寻的东西。根据史书记载，商伐夏桀的具体经过是由豫东往豫西，再到晋南。我们先不说这种说法正确与否，但终归还是到了晋南。《史书·殷本纪》：“桀败于有戎之墟。桀奔于鸣条，夏师败绩。汤遂伐嵕，俘厥宝玉。”《尚书·汤誓》序曰：“伊尹相汤伐桀，升自陑，遂于桀战于鸣条之野。”也就是说陑之战失败后，桀向北逃到山西西南角的安邑境内的鸣条。《帝王世纪》：“桀败于鸣条之野……今有鸣条亭在安邑之西。”晋南地区本是夏族的势力范围，又是夏墟所在，夏桀逃往晋南安邑是合情合理的。关键是夏桀在鸣条又战败了，于是逃到了南巢，如《国语·鲁语上》：“桀奔南巢。”《帝王世纪》载：“（桀）奔于南巢山而死。”关于南巢的地望，当于鸣条不远。因此有些学者望文生义，认为南巢当在鸣条之南。如《淮南子·修务训》：“（汤）乃整兵鸣条，困夏南巢，……放之历山。”南巢是事实，历山却是衍义了。如果我们顾及以下当时的史实，就不会囿于这样的偏见了。当时商朝的主要势力在河之南，战败的夏桀向南逃不是自投罗网吗？逃于西的可能刚开始有，在鸣条战败之后，越过黄河不仅没有机会也不可能了。沿着汾河谷地逃窜，利于追击者而不是利于逃跑者。我们的历史学家在为夏桀安排逃窜之路时，恰恰忘记了北面的吕梁山。这条通向陕甘青内蒙最便捷、最安全、易守难攻，利于撤退的通道。其实，北逃的必然人们也注意到了，如史书记载夏战败之后，一部分夏族的同盟跟随桀的儿子獯粥向北方逃跑，成为北方匈奴人的祖先。至于他们究竟是怎样逃的却都含糊其辞了。乡宁有座美丽的大山，叫云邱山，紧挨运城盆地，与安邑鸣条遥遥相望，不少学者认为它即是远古的昆仑，夏时更是朝野祭祀朝拜的“北顶”。以“北顶”看“南巢”，似乎之间有某种联系。极有可能它们相距并不远，如此战败的夏桀，北逃吕梁山太合乎情理了。周时的封国很多，面积都不大。即便唐叔虞封到唐时，也不过“方百里”。因此“封于夏墟，都于鄂”的“夏墟”不可能在平川地带，而“都于”深山之中的“鄂”。此处的“夏墟”当是一个范围较小的概念。夏人北逃的过程也不会一日千里，一下子就奔窜到蒙古草原，其中必有停留，甚至组织力量，期待东山再起的可能也会有的，它们会在哪里停留呢？乡宁，这是明智而必然的选择。翻越了高山丛林，接近了黄土残垣，水草丰茂的乡宁必然留住夏人疲惫的脚步。因此乡宁有夏县（县城南二里，后人为与运城夏县混淆，误传为“下县”）、夏津这样有趣的地名，追寻历史，似乎都与县城的迁徙无关，其中的秘密掩埋于历史的尘埃之中，永远成了难解之谜，最近人们在距县城不远的云台山顶上，发现一处疑似古代的祭坛，有人在那里捡到玉器、陶片。如果确是夏的祭坛的话，夏人在此停留的时间不会太长，也不会很短。那么小范围“夏墟”的确指，就是今天的乡宁一带。而唐叔虞始封于夏，都于鄂的记载就不难理解了。

　　周朝封国很多，分封时由内及外，由近及远，按说唐叔虞应封到更重要的地方，怎么会封到乡宁呢？其实很简单，乡宁即古时的鄂与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。在周人看来极为重要。早在殷商时，周与鄂经常并称。《史记·殷本记》载：“以西伯昌、九侯、鄂侯为三公。”《今本竹书纪年》载：“帝辛元年……命九侯，周侯、邘侯……”这里的侯也有人以为即是“鄂侯”。可见当时鄂侯与周侯同朝为公，同等重要，极有可能，当时鄂的范围要更大些，不会仅仅是乡宁一隅。传说周人起源于发明农业的时代，时间是在夏代或更早，地点在晋南。《史记·周本纪》载：“周后稷，名弃……帝舜……封弃于台，号曰后稷，别姓姬氏。后稷之兴，在陶唐、虞、夏之际，皆有令德。”关于后稷的地望，学术界基本确定在今日的稷山，而稷山与乡宁地土接连，历来关系就十分密切。商灭夏桀，周人窜于戎狄之间，从山西中北部———内蒙———青海———甘肃———直到陕西泾水中上游，而沿吕梁山北逃最便利，也更安全，如此，乡宁就是极为重要的一环。陶唐，虞舜的地望在晋南，夏族到了后期也在晋南。周人的先祖后稷服事唐、虞、夏，则其地望也在晋南无疑。周夏同源的关系在夏人进入晋南后就已经确立起来了，之后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，于是有了“周人尊夏”观念的产生。夏人北逃时周人也跟随一同北逃。鄂（乡宁）在周人眼中与夏人看的同等重要，因此周成王封其弟唐叔虞于夏墟，都于鄂（乡宁），是合情合理的事情。晋国的源头在乡宁也绝非无稽之谈。

　　此外，晋国的一桩公案，更是晋国源头在乡宁的有力的佐证。这桩历史事件见于《左传》，《左传·桓公二年》载：“惠之四十五年，曲沃庄伯代翼，弑孝侯，翼人立其弟鄂侯，鄂侯生衰侯。”《左传·隐公五年》载：“曲沃庄伯以郑人，邢人伐翼，王使尹氏、武氏助之。翼侯奔随，未几，曲沃叛王，王命虢公伐曲沃立哀侯于翼。六年，翼九宗王正顷父之子嘉父逆晋侯于随，纳诸鄂，晋人谓之鄂侯。”为什么嘉父会“逆晋侯于随，纳诸鄂”，这还得从晋国初封时说起。《左传》载：“分唐叔以大路，密须之鼓，阙巩，沽洗，怀姓九宗，职官五正。命以《唐诰》，而封于夏墟，启以夏政，疆以戎索。”有关“怀姓九宗，”王国维《鬼方昆夷狁玁考》曰：“殆指晋之西北诸族，即唐叔所受之怀姓九宗，春秋隗姓诸狄之祖也。”也就是说“怀姓九宗，”是商族的联盟方国的贵族。而春秋战国时期的乡宁恰是狄人聚居之地，而嘉父正是这一方的贵族，也可能是方国的首领，周朝建立时，与其它一些方国，一起分封给了唐叔虞。如果晋国的始封地不在乡宁，这显然是说不通的。正因为始封乡宁，乡宁作为晋国的祖封地，鄂侯失国，避逃乡宁，才合乎情理。而且嘉父作为晋初的臣国，在叔虞封唐之后，留守此地。鄂侯失国之后，纳其于故地，于情于理，于德于义，均无可置疑。且在乡宁县城之西今仍有嘉父山之地名，近年发现春秋古墓，出土了一批青铜器，虽无文字记载，但据形制等断定，当与曲村晋侯墓出土陪葬品为同期之物。晋国源头在乡宁，不仅史料，而且实物，都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。

来源：王晓鹏